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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检察院

“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检察权的运用

时间:2012-11-28 来源: 访问量:

 [关键词]:尊重、保障人权、检察职权、刑事和解监督权、强制医疗监督权、没收财产监督权

[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刑事诉讼的任务之一,并对相应的刑事诉讼条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变更了原有检察职权的内容或条件,赋予了检察机关新的职权。检察机关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的新要求,重新审视原有检察职权,积极运用新的检察职权,站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立场履行检察职能,加强对刑事诉讼监督,以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任务。

2012314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第二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将宪法条文写入到刑事诉讼法,是对刑事诉讼理念的大改造,必然引起执法观念的大转变。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在行使国家追诉权惩治犯罪的同时,也要注重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因此,检察机关应当重新审视刑事诉讼中原有检察职权的新变化,积极运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的检察职权,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任务。

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原有检察职权的新要求

检察权即检察职权,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依法享有的法律监督权。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有: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权,提起公诉权,包括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权,变更起诉权,追加起诉权,不起诉权,量刑建议权。诉讼活动监督权,包括立案监督权、侦查活动监督权、强制措施监督权(审查批准和审查决定逮捕权、强制措施变更监督权);审判活动监督权,判决裁定审查监督权、抗诉权;刑罚执行监督权,包括对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缓刑、社区矫正等刑罚执行活动监督权等。这些职权在原《刑事诉讼法》中均有规定,但因为修改了刑事诉讼的任务,为了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相适应,行使这些职权的条件、内容和程序发生了变化,有了新规定。

(一)侦查权方面。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环节,增加了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和辩护转达义务:“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增加了侦查人员告知犯罪疑嫌疑人“坦白可以从宽”的义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进行”的规定;增加了“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义务;增加了侦查人员听取意见的义务:“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在询问证人环节,增加了询问证人的地点选择性:可以在现场,也可以在证人提出的地点。在侦查措施方面,增加了对财物、文件可以进行“查封”的形式,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及其应用条件。另外,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修改了证据的概念,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确定了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绝对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裁量排除规则:“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并且规定侦查机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通过增加检察机关的义务和强化证据采信规则来保障人权。

(二)强制措施方面。设置了口头传唤程序,增加了对“案件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的规定。完善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具体要求,改造了监视居住这一强制措施的性质,明确了社会危险性的具体判断条件,从而明确了两类“应当予以逮捕”的情况:一类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另一类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同时,增加“可以予以逮捕”的情形:“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为检察机关准确行使强制措施监督权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为加强审查批捕活动的诉讼性,减少行政性,增加了审查批捕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三种情形:(一)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二)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三)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还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此外,《刑事诉讼法》还增加了检察机关对逮捕强制措施的事后评价程序---羁押必要性审查,赋予检察机关变更羁押建议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这更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任务的体现。

(三)公诉权方面。增加了公诉环节书面听取意见的义务:“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同时,《刑事诉讼法》吸纳并改造了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认罪审程序,增加了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公诉人出席法庭的义务,加强对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增加了法庭审理阶段“庭前会议”程序:“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义务和提请侦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的义务:“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增加了证人、鉴定人出庭和中止审理的规定,使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更加明确、具体。

(四)刑罚执行监督权方面。完善了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明确了批准机关,增加了应当收监的三种情况:“(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二)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犯刑期未满的”。特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权:“监狱、看守所提出暂予监外执行的书面意见的,应当将书面意见的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决定或者批准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明确了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监督权:“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几类检察职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适应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社会治安状况,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任务着手,增加了一篇,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归于特别程序,这些特别程序规定了检察机关的特别职权,或者增加了检察职权的不同种类。比如刑事和解不起诉权、附条件不起诉权,与原《刑事诉讼法》就有的法定不起诉权、酌定不起诉权和存疑不起诉权一起,共有五种不起诉权。这些特别职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法律监督性质。

(一)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权。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分别对应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笔者注),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其适用程序分两步走:先由检察机关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后,同时给予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考察期,提起公诉程序暂时中止。如果考察期内,没有发现违反相关规定,考察期满再作出正式的不起诉决定。

(二)刑事和解不起诉权。其适用条件是:公诉案件中,对于(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并且在五年以内没有故意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的案件,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三)刑事和解监督权、主持权。《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这就赋予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监督权、主持权。刑事和解具有明显的政治属性和时代特征,此前因原《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致使刑事和解不具有司法属性,且缺乏法律依据。 2011年1月19《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出台后,对刑事和解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弥补了法律缺陷,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把刑事和解正式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并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解决了刑事和解的法理问题,也解决了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监督权的法理问题。

(四)强制医疗监督权。强制医疗可能限制、剥夺人身自由权,而人身自由权是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应当受到保护。所以,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除了对适用对象严格限制外,还要求对强制医疗的必要性和法院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这就赋予了检察机关强制医疗监督权。

(五)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申请权、监督权《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法院经过审理作出的裁定,检察机关审查认为有错误,有权提出抗诉,进行监督。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检察权的运用

《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规定,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当带头遵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重要任务之一,是社会进步、文明的标志,也是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新要求。检察机关要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检察工作任务,做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刑事诉讼中涉及到保障人权的内容很多,不仅有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要求,也有保护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要求。比如不能暴力取证,就是不能侵犯证人、被害人的人权。在决定限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人身自由时,要从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判断,审慎地行使检察职权。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公正审判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199810月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权作为基本人权对待。而公正审判权又是通过保护犯罪嫌疑人一系列权利来实现的,如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申请回避权、证据质证权、无罪推定原则等一系列权利来实现的。检察机关维护司法公正必须保证公正审判权的实现。

(一)准确适用强制措施,严守刑事诉讼办案期限。检察机关有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决定逮捕权,人身自由权是基本人权,逮捕意味着对基本人权的剥夺。严格把握逮捕条件,准确适用强制措施是检察机关审慎行使检察权的要求。刑事诉讼中五种强制措施适用的条件各有不同,对人身自由权的限制程度也不一样,适用时间长短也不相同,要依犯罪性质、社会危险性、再犯可能性来判断。强制措施的基本功能是用来保证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但同时必须保证不再发生社会危险。逮捕这一强制措施并没有惩罚犯罪的功能,相反,它还有社会保护功能:既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危害社会,也保证被害人及其亲友不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报复。在人权与秩序发生冲突时,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来看,只要是能保障诉讼进行,又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就不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如果采取了逮捕强制措施,还要在一定时间内对继续采取逮捕措施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危险性进行评估,认为可以采取限制人身自由较弱的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应当变更。同时,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既要严格遵守办案期限,又要讲究办案效率。超过办案期限,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就是超期羁押,侵犯了人权;即使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超过办案期限,也会因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身自由,影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常的工作、生活。所以,遵守办案期限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最低要求!办案期限只能提前,不能拖后,更不能借用其他诉讼环节的时间,或者修改办案时间、补办审批手续等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变相超期羁押。

(二)要坚持无罪推定,严守证据规则。原《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除了继续保留上述条款外,又在第五十条中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沉默权,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认有罪的事实,侦查机关也不能强迫其承认,只能告知坦白可以从宽的规定。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从而构成中国式无罪推定(无罪推定以沉默权为基础)。检察机关应当转变执法观念,坚持无罪推定。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存在罪与非罪问题的,要对行为先进行研究,不能认定只要有社会危害性,就先抓起来再去定罪。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一定要按照规定区分主犯、从犯、胁从犯,做到罪行相适应。在审讯活动中,“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求:除了不能刑讯逼供和胁迫方式逼取供词外,也不能通过侮辱、辱骂方式等损毁人格的方式取证,要严格按照证明规则取证。在证据方面,《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规则,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最低要求,是不能突破的底线。“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求:当证据存在疑问时,如果采取合理排除原则不能排除疑点时,应当作有利于犯罪疑嫌疑人、被告人的推定;要坚持证据规则,坚持“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坚持非法证据坚决排除,瑕疵证据应当补强才能作为定案证据的原则。非法证据排除不限于审判阶段,审查批捕环节、公诉环节就要进行。要坚持定案证据的四个基本要求:真实性(内容真实,且符合客观规律和经验法则)、合法性(收集程序合法,形式符合法定种类)、关联性(证据与案件事实相关联,在间接证据定罪中,关联性表现为证据链环环相扣)、相容性(全案证据之间没有矛盾,或者说矛盾可以合理排除)。

(三)加强诉讼活动全程监督,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尊重和保障人权”要求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公正审判,就是要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就是保证公正审判而设计的,当然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切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诉讼权利的行为都应当受到监督。检察机关要加强诉讼活动全程监督。在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活动监督、判决、裁定的审查监督和执行监督方面,做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例如,加强立案监督除了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形进行监督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情形更要加强监督;加强对判决、裁定的审查监督,不仅要监督量刑过轻的裁判,更要监督量刑过重的裁判。凡是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规定,需要检察机关履行的义务,都应当不折不扣地履行;凡是要求其他机关为“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应当履行的义务而不履行或不完整履行的,都要予以纠正。并根据不同情况,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提起抗诉、追究刑事责任等区别处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辩护职能提前,给予犯罪疑嫌疑人、被告人更大的辩护权。检察机关一定要予以充分保证,以防止错案的发生,错案既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最大伤害,也是对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形象的最大伤害。辩护权不限于法庭辩护,侦查阶段提出辩护意见也是辩护权的行使。因此,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是保证公正审判的重要内容,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

(四)积极探索新的检察职权的内涵,完善履行检察权的方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特别程序,同时赋予了检察机关新的职权,这些新规定本身就是“尊重和保护人权”任务的体现。未成年犯罪案件因犯罪主体特别,规定了不同于成年人的刑事诉讼程序,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则是按照恢复性司法理念设置的程序,符合当前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检察机关既需要审查和解的自愿性,又可以主持当事人和解的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因进行医治也会限制其人身自由,所以把强制医疗纳入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并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体现了国家对精神病人人权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案件没收程序,不仅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法财产依法收缴,也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程序。检察机关予以监督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新规定有的比较细,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还应细化规则,以体现特别保护;有的规定比较粗,如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的职权不够明确,只有原则规定,没有具体方式,检察机关如何参与,何时参与,参与程度多高,怎么进行监督,都值得检察机关按照“维护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去探索,这是现代司法的潮流,也是司法文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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